从古至今一直以来，诈骗手段都是层出不穷，而成功的诈骗往往依赖于骗子对受害者心理的深刻洞察和操控。尤其是在网络时代，骗子通过各种手段塑造出可信的形象，使得受害者在潜意识中放下戒备，进而轻易上当受骗。吴鹏飞，这个自称网络作家的“飞哥评论，百姓爱听”，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通过伪装和操控，成功地赢得了部分老百姓的信任，进而实施了对癌症患者的诱骗。
吴鹏飞的故事始于他对自身身份的不断塑造。他将自己包装成一个“为民请愿”的作家，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关于医疗、癌症等老百姓关心话题的文章和视频。在这些内容中，他不仅展示了对患者的同情和关心，还不遗余力地编造所谓的“过度医疗”、“老中医冤案”，试图建立一个“为人民发声”的形象。这种形象的建立，使他在一些普通老百姓中获得了初步的信任。
通过非法出版物来成为“作家”？
然而，吴鹏飞的真实意图并不如表面那般光鲜。他利用这种信任，开始推广武当山药王谷中医诊所，并声称可以用“秘方”治愈大多数癌症患者。他的宣传中充满了夸大的治愈率，甚至声称能治愈80%的癌症病例。这种毫无科学依据的说法，正是建立在他所塑造的可信形象之上。吴鹏飞的逻辑是，只有让患者相信自己的“秘方”有效，才能吸引他们前来就诊，而这背后则是对患者生命健康权的极大威害。
吴鹏飞的诈骗手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他清楚地知道，普通老百姓在面对疾病时常常充满焦虑和无助，这种情绪使得他们更容易相信那些听起来“可信”的承诺。正是这种心理，成为了吴鹏飞等骗子得以施展诈骗手法的温床。他们诱骗的成功在于，他能够迎合大多数人的情感需求，利用他们的信任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吴鹏飞并不是孤立的个体。在他之前和之后，许多相似的案例不断出现。从李跃华到谭树保，再到侯元祥，这些人均以不同的方式包装自己，试图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利益。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均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老百姓对医疗的恐惧和对“秘方”的渴望，进而实施了诈骗。
8年前吴鹏飞批判的不正是今天他自己吗？
这些诈骗者利用的，不仅仅是对身份的伪装和对话题的把握，更是对社会心理的精准把握。吴鹏飞通过不断制造焦虑，展示出“解决方案”，使得许多人在绝望中选择相信他，甚至不惜倾其所有。尤其是在癌症这样的重大疾病面前，患者及其家属往往被迫在无数不确定性中寻找希望，而这些骗子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与此相对的是，那些不容易被认同的声音，往往无法轻易获得信任。相较于吴鹏飞等人，那些持有不同观点、质疑“秘方疗法”的声音，往往会被视为“泼冷水”、“中医黑”，甚至随便就可以给扣上“汉奸”帽子的人，难以获得广泛的支持，比如本人就是这样，还有陶纳黎老师、何祚庥院士、农业科学家李文娟老师等很多知名的自媒体作者和科技工作者。这是因为在恐惧和焦虑的驱动下，许多人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给出“解决方案”的人，而不是那些提出对他们固有观念疑问和批评的人。这种现象在社会心理学中被称为“确认偏误”，即人们更容易接受与自己已有信念相符的信息。
实际上，吴鹏飞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对社会心理的深刻理解与利用。他的行为不仅是对法律的挑战，更是对社会道德底线的侵蚀。在这个过程中，受害者不仅失去了金钱，更有数十人失去生命。这一切都源于吴鹏飞精心构建的“为民请愿”的形象，以及他们对老百姓信任的肆意利用。因此，面对这一现象，老百姓应当提高警惕。首先，任何声称拥有“特效药”或“秘方”的宣传，都应保持高度的警惕。医学的治疗方法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而那些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疗法，往往是极其危险的陷阱。其次，老百姓在获取信息时，应当仔细甄别信息的来源，尤其是在涉及健康和生命的问题上，不能轻信任何未经验证的说法，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信任公立的、国家的、官方权威的信息。
因为揭露他于是本人就被骂为“王杂毛”
与医学一样，只有经过严格验证的信息才能被信任。我们应当理性对待各种医疗信息，锻炼分析信源可信度的能力，不要被那些看似可信的身份和表象所迷惑。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遏制诈骗行为的蔓延，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今天讲吴鹏飞案就是借以说明这个事件只是众多医疗诈骗事件中的一个缩影。在这场与诈骗的斗争中，老百姓的警惕性和理性判断是最为重要且强大的武器。任何未取得高级别有效性证据的药物和疗法，都应当被视为不可信的选择。只有通过科学的方式和严格的验证，才能确保人们的健康和安全，才能避免让老百姓成为骗子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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