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该再被误解｜九一八事变后书生胡适的底色是抗日救国和爱民

1931年9月18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单方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国的局部抗战就此拉开序幕。

九一八事变之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对华侵略基本上成为全国共识，但是就如何抗击日本侵略，却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有人主张，利用民气，鼓勇一战，与日本血拼到底。

还有人主张，在和平还没有彻底绝望的情况下，不能轻易言战，应该利用外交手段阻止日本侵略或者阻止日本扩大侵略，以为中国积蓄国力谋求一个有利时机和一段较长的时间。

当然，还有一小部分人也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对九一八事变熟视无睹，既不抵抗也不交涉。

九一八事变

对于九一八事变后，与日本开战，真刀真枪的血拼到底的主张，胡适是坚决不同意的。

他曾经说过一句现今网络上十分流行的一句话:

“我情愿亡国，也绝不主张对日作战”。

这句话是被阉割过的，至少是被压缩过的。

我的良心绝不允许我学董时进先生说这样的话：

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一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说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仅从上下文来看，有着充分的前提，他是在批判董时进那些只会出些豪言壮语，最后到了非战不可的时候，用一些军阀惯用的手段，让老百姓上。这种能叫作战吗？对此，鲁迅先生也有相似的看法：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使他们尽情想着“我们去把热血锈住贼子的枪头，我们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诚如鲁迅先生所言，那些报章上的勇士，只是尽情的想着，可是真的战端一开，又是哪些人去用热血锈住枪头，又有哪些人去塞住炮口呢？

鲁迅

相对于那些只会在报章高喊口号，最后让别人的拼命去成全自己的大义的时候，在那些只会在包装上卖弄文字，最后用别人的血肉之躯填炮口的时候，胡适清醒地意识到：

救国不是轻易的事，不但口号标语全无用处，就是血诚，热泪，单独的义愤，悲壮的牺牲，都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鲁迅先生也认为，大多时候，国人所谓为国家发出的义愤，不过是在给自己泄愤。所谓：

我们要一致对外！这样危急的时候，你还只记得自己的东西么？亡国奴！

这个时候对于一些义愤填膺的人来说，为表明自己的立场，对与自己“稍有不合”的人，“便呼之为国贼、洋奴”，以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尚在其次”。

除了“情愿亡国”，胡适之还有一句名言，广为流传：

日本要征服中国，就先要征服中国人的心。

此话一出，连鲁迅先生都给了他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军师的头衔”。

但是胡适的本意，真的是鼓吹让日本征服中国，征服中国人的心吗？我们不妨来看看原文：

萧伯纳在二月二十四日对我说：日本人绝不能征服中国的。除非日本人能准备一个警察对付每一个中国人。他们绝不能征服中国的。

我那天对他说：是的，日本人绝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治征服中国，那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句话不过是在学着萧伯纳的腔调，表明日本是绝不可能通过侵略，依仗武力来征服中国。

无论是胡适的言内和言外之意，都是在奉劝如果日本有自知之明：

即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然而，日本有能力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吗？并没有，这一点胡适早就心里有数。

青年胡适

1910年，去美国留学的途中胡适曾经路过日本，在日本的长崎、神户和横滨逗留过一段时间，他当时惊奇地发现，原来传说中已经明治维新几十年的日本，还处于相当“野蛮”的状态。

颇为戏谑的是，胡适“日本应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句话出自《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最初发表于《独立评论》。这本杂志的在日本的受众主要是知识分子。

由此可知，胡适发表这篇文章的原本目的，是在制造舆论，引起日本知识分子的关注，同时表明自己的态度：

日本绝不可能通过侵略来征服中国，想要中征服中国，必须征服中国人的心，但你们日本有这个能力吗？

果不其然，胡适的言论在日本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日本的知识分子曾经发文和胡适辩驳。

但胡适却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对日本人的驳文逐一反驳，并评价日本的无视文化，只是“军人的喇叭”。

胡适的这种态度引起了日本当局和日本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不久他们就将胡适之，作为“排日分子”封杀了。

不支持贸然与日本开战的胡适对国民党初期的“不抵抗，不交涉”到政策给予了强烈的抨击。他说：

国民政府除了迷信国联，和九国公约之外，几乎束手无策。一味的敷衍民众，一边宣扬抵抗到底，一边又称不抵抗，一方面高唱兼用外交，而又没有实际的外交方针。

针对以上两种抵抗的方法，胡适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运用激昂的民气和国际舆论，采取切实可行的外交方针，通过外交斡旋来争取胜利。

所以，胡适之作为一个书生，他从来都没有主张过投降日本，他的所言所行，一直都是在抗日救国救民。

日本强占东三省示意图

只不过，有的时候他的言论，太过书生气，而只把日本侵略者一步步的战略部署当做一个偶然事件，比如在七七事变发生后，他还写信给蒋介石不如放弃东北，这显然荒谬至极。

陶行知就此事致信胡适，问道：

有人说您预备以3000万人之自由换来和平，我不大相信，也不大放心，所以特来请教。

而面对陶行知的质问，胡适无言以对。

可是当他意识到，日本侵华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整个战略部署之后，就立即不再低调，为了抗日救国，甘愿做一名奋勇向前的过河卒子。

1938年12月底，卧病在床的胡适之得知汪精卫叛国出逃，急忙发电报劝他幡然醒悟，坚持抗战说：

这个时候国际形势已经逐渐有利于我，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18个月以来的战果。你是知道的，我在过去的6年时间里一直都是主张求和的。但是今天为了国家的百年大计，我们不能在避战求和。

可见，无论是主张求和还是奋勇抗战，胡适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都是国家和人民——

这是他与汪精卫的本质区别，也是真爱国者的本色和底色。

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