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单方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国的局部抗战就此拉开序幕。
九一八事变之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对华侵略基本上成为全国共识,但是就如何抗击日本侵略,却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有人主张,利用民气,鼓勇一战,与日本血拼到底。
还有人主张,在和平还没有彻底绝望的情况下,不能轻易言战,应该利用外交手段阻止日本侵略或者阻止日本扩大侵略,以为中国积蓄国力谋求一个有利时机和一段较长的时间。
当然,还有一小部分人也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对九一八事变熟视无睹,既不抵抗也不交涉。
九一八事变
对于九一八事变后,与日本开战,真刀真枪的血拼到底的主张,胡适是坚决不同意的。
他曾经说过一句现今网络上十分流行的一句话:
“我情愿亡国,也绝不主张对日作战”。
这句话是被阉割过的,至少是被压缩过的。
我的良心绝不允许我学董时进先生说这样的话:
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一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说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仅从上下文来看,有着充分的前提,他是在批判董时进那些只会出些豪言壮语,最后到了非战不可的时候,用一些军阀惯用的手段,让老百姓上。这种能叫作战吗?对此,鲁迅先生也有相似的看法: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使他们尽情想着“我们去把热血锈住贼子的枪头,我们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诚如鲁迅先生所言,那些报章上的勇士,只是尽情的想着,可是真的战端一开,又是哪些人去用热血锈住枪头,又有哪些人去塞住炮口呢?
鲁迅
相对于那些只会在报章高喊口号,最后让别人的拼命去成全自己的大义的时候,在那些只会在包装上卖弄文字,最后用别人的血肉之躯填炮口的时候,胡适清醒地意识到:
救国不是轻易的事,不但口号标语全无用处,就是血诚,热泪,单独的义愤,悲壮的牺牲,都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鲁迅先生也认为,大多时候,国人所谓为国家发出的义愤,不过是在给自己泄愤。所谓:
我们要一致对外!这样危急的时候,你还只记得自己的东西么?亡国奴!
这个时候对于一些义愤填膺的人来说,为表明自己的立场,对与自己“稍有不合”的人,“便呼之为国贼、洋奴”,以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尚在其次”。
除了“情愿亡国”,胡适之还有一句名言,广为流传:
日本要征服中国,就先要征服中国人的心。
此话一出,连鲁迅先生都给了他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军师的头衔”。
但是胡适的本意,真的是鼓吹让日本征服中国,征服中国人的心吗?我们不妨来看看原文:
萧伯纳在二月二十四日对我说:日本人绝不能征服中国的。除非日本人能准备一个警察对付每一个中国人。他们绝不能征服中国的。
我那天对他说:是的,日本人绝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治征服中国,那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句话不过是在学着萧伯纳的腔调,表明日本是绝不可能通过侵略,依仗武力来征服中国。
无论是胡适的言内和言外之意,都是在奉劝如果日本有自知之明:
即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然而,日本有能力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吗?并没有,这一点胡适早就心里有数。
青年胡适
1910年,去美国留学的途中胡适曾经路过日本,在日本的长崎、神户和横滨逗留过一段时间,他当时惊奇地发现,原来传说中已经明治维新几十年的日本,还处于相当“野蛮”的状态。
颇为戏谑的是,胡适“日本应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句话出自《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最初发表于《独立评论》。这本杂志的在日本的受众主要是知识分子。
由此可知,胡适发表这篇文章的原本目的,是在制造舆论,引起日本知识分子的关注,同时表明自己的态度:
日本绝不可能通过侵略来征服中国,想要中征服中国,必须征服中国人的心,但你们日本有这个能力吗?
果不其然,胡适的言论在日本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日本的知识分子曾经发文和胡适辩驳。
但胡适却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对日本人的驳文逐一反驳,并评价日本的无视文化,只是“军人的喇叭”。
胡适的这种态度引起了日本当局和日本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不久他们就将胡适之,作为“排日分子”封杀了。
不支持贸然与日本开战的胡适对国民党初期的“不抵抗,不交涉”到政策给予了强烈的抨击。他说:
国民政府除了迷信国联,和九国公约之外,几乎束手无策。一味的敷衍民众,一边宣扬抵抗到底,一边又称不抵抗,一方面高唱兼用外交,而又没有实际的外交方针。
针对以上两种抵抗的方法,胡适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运用激昂的民气和国际舆论,采取切实可行的外交方针,通过外交斡旋来争取胜利。
所以,胡适之作为一个书生,他从来都没有主张过投降日本,他的所言所行,一直都是在抗日救国救民。
日本强占东三省示意图
只不过,有的时候他的言论,太过书生气,而只把日本侵略者一步步的战略部署当做一个偶然事件,比如在七七事变发生后,他还写信给蒋介石不如放弃东北,这显然荒谬至极。
陶行知就此事致信胡适,问道:
有人说您预备以3000万人之自由换来和平,我不大相信,也不大放心,所以特来请教。
而面对陶行知的质问,胡适无言以对。
可是当他意识到,日本侵华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整个战略部署之后,就立即不再低调,为了抗日救国,甘愿做一名奋勇向前的过河卒子。
1938年12月底,卧病在床的胡适之得知汪精卫叛国出逃,急忙发电报劝他幡然醒悟,坚持抗战说:
这个时候国际形势已经逐渐有利于我,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18个月以来的战果。你是知道的,我在过去的6年时间里一直都是主张求和的。但是今天为了国家的百年大计,我们不能在避战求和。
可见,无论是主张求和还是奋勇抗战,胡适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都是国家和人民——
这是他与汪精卫的本质区别,也是真爱国者的本色和底色。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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