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陈独秀后期看穿了苏俄的本质

陈独秀后来对苏联和俄罗斯的重新认识几乎完全推翻了他以前的主张。他指出，尽管列宁说“民主是官僚主义的抗毒素”，但他没有采用民主主义。他还说，如果不民主，像斯大林这样的人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随着岁月的流逝，陈独秀进入了他人生的晚年。

在此期间，1934年12月的一件大事深深打动了他的思考——苏联的基洛夫被刺杀。

这一事件成为斯大林大规模迫害和屠杀列宁时代领导人的导火索，使陈独秀重新审视了他曾经信任的国家和制度。

基洛夫的死亡不仅是政治事件的象征，也是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开始。

这场政治风暴席卷了苏联，无数革命家和无辜者参与其中，成为政治斗争的受害者。

事实上，自1936年以来，陈独秀一直在反思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

他开始质疑这样的制度是否真的能给人民带来人权和幸福。

曾经，他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推翻旧社会，建设新世界的革命事业，梦想着通过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和无数无辜者的血泪迫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理想。

在他的晚年，这种深刻的思考变得特别复杂和痛苦。

一方面，他对自己年轻时的理想主义和热情充满了怀念和坚持；另一方面，苏联的现实让他深感困惑和失望。

陈独秀在晚年的一系列作品和信件中批评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认为这种模式不能被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

他的批评是基于一个核心命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陈独秀强调的民主内容清晰，不同于一些人对民主的空洞谈话。

他认为，民主应该包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罢工的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自由的重要性。

陈独秀在《我的基本意见》一文中明确指出，政治民主和经济社会主义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陈独秀批评了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后出现在一些国家的斯大林官僚政权。他认为，这些政权是残酷、腐败、虚伪、欺骗和堕落的，不能创造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他强调，没有民主作为官僚主义的“消毒剂”，即使是无产阶级革命也只会导致官僚主义，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在陈独秀看来，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在于其过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和缺乏民主机制。

他总结的“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直接指向苏联共产党严格的党纪和对不同意见的打压。这种做法有效地消除了党内的多样性和批评，阻碍了党外其他政治力量的存在和发展。

此外，陈独秀批评格别乌的权力过度扩张，认为其权力甚至高于包括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内的国家正常行政权力。

在他看来，格别乌已经成为斯大林个人使用的工具，其操作透明度低，缺乏有效的监督，严重损害了政治制度的健康运行。

基于这一分析，陈独秀得出了一个痛苦的结论：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初衷和观念，成为官僚专制政权。

他指出，如果苏联在后期仍然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那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和浪费。

陈独秀认为，仅仅反对斯大林是不够的，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整个国家制度的缺陷。他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制度，即使斯大林倒台，苏联甚至其他国家也会出现无数的“斯大林”。

这一观点不仅针对个人独裁的问题，而且深刻地触及了系统本身可能存在的缺陷。

随着历史的发展，陈独秀的预言似乎得到了证实，许多国家在摆脱独裁者后仍未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社会公正。

陈独秀在批评斯大林及其制度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民主和人民幸福的追求。

他重新提高了自己在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思想，更加强调人权的保障和人民幸福的维护。

陈独秀的思想发展和对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与他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他的思考不仅是对个人独裁和制度弊端的批评，也是对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幸福的深入探索。

与其他先进分子相比，陈独秀的思想和探索具有其独特性，不仅体现了他对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深刻理解，也体现了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

一般来说，陈独秀晚年的思想转变和深刻反思，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也指出了反思和自我创新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