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很多人批判胡适，陈寅恪反问道：你们之前怎么没有发言？

“难道就没有一点儿学问和真理？！”

年轻的唐德刚指着胡适书案上近200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若有所思地问了一句。

“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胡适语气平淡地回答着他，然后翻出1945年罗尔纲写的《师门辱教记》给唐德刚看，问：

“你看尔纲会那样地批判我？”

唐德刚说：“说不定罗尔纲的思想真正搞通了呢？”

“胡说！胡说！不可能！不可能！”心平气和的胡适，直摇头地感叹。

胡适

正如胡适所想的，在对自己的批判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曾经在门下受教多年的罗尔纲的确不太会对老师进行批判，也不懂的什么叫做划清界限。

但是也正如唐德刚所说的，后来罗尔纲搞通了，当他看了胡思杜，也就是胡适的小儿子对自己父亲的批判文章后，他瞬间就顿悟了。

对于这一心理转变，晚年的罗尔纲回忆说：

“那时解放初，我在家乡未经学习，还不懂得什么叫划清界限，而忽视的问题正沉重的压在心头。

“……我听了孟和先生的话 立刻到图书室借了《人民日报》来看。我看后，认识到胡思杜与胡适还可以划清你我界限，那我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限了！

“从此，解决了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二十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

胡思杜是胡适的小儿子，当胡适夫妇在慌忙中匆匆登上蒋介石派来的专机飞往南京的时候，他却不肯随行，于是独自留在了北平。

后来，胡思杜被送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这期间他写了不少反省材料。

幼年胡思杜

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胡思杜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

他说自己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和参加思想研讨会对胡适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说：

在旧社会的时候，认为父亲是一个纯洁的清高的好人，我接受了革命教育之后发现，父亲是某些特殊阶级的忠臣，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我有必要与他划清界限。

然颇具悲剧意味的是，即使已经和胡适划清了界限，1957年作为胡适的小儿子，胡适度还是遭到了针对，不久自杀身亡。

胡思杜虽然死了，但是其《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却点醒了更多想活着的人、想好好活着的人。

就像刚刚提到的罗尔纲说的，连胡适的儿子都能与胡适划清界限，那我为什么不可以？

于是，在后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胡适曾经的朋友和弟子，如陈垣、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顾颉刚、杨振声、贺麟、朱光潜、梁思成、马大猷、罗常培、陆侃如、游国恩和魏建功等——

为了保证自己能顺利完成改造，成功“过审”，纷纷与胡适划清界限，对自己以前的学术和思想进行自我批判，对胡适的思想进行批判。

渐渐地，胡适这个北洋政府时期的青年领袖，国民政府时期的学坛宗主，瞬间变成了“蒋介石的过河卒”。

如果从1950年9月胡思杜公开反思和批判自己的父亲开始，到1954年10月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胡适的批判已经进行了5年。

然而，毛泽东在给中央政治局及文艺界相关负责人的信中却说，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几十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斗争，可以开始了。

也就是说，之前那些对于胡适的批判，只是预热。

按照毛泽东信中原本的意思，这场正式的批判运动最初只是针对胡适在古典文学领域的影响。

但是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却认为，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除了在文学方面有影响外，对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多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

所以他建议，用一两年的时间对胡适的思想进行全面的批判，根本的清算。

这个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默许，毛泽东对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说：要把批判胡适思想作为重点。

后来，周扬拜访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得郭沫若，请他挂帅批判胡适。郭沫若一听，表现的很积极。

陆定一后也来提到，批判胡适，他是有兴趣的，原来他们的学术观点就有分歧。

郭沫若及其简介

这样，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以郭沫若为主帅，陆定一、周扬为主要负责人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一大批社会科学领域文史哲学者开始主动撰写批判胡适思想的文章。

当时还召开讨论会专门制定了具体的护士思想批判计划方案，将胡适的思想称为9个方面：

哲学思想（实用主义）、政治思想、历史观点、《中国哲学史》、文学思想、《中国文学史》、胡适在历史学以及古典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对旧红学的评价。

关于这几个方面，会议分别选定艾思奇、侯外庐、范文澜、黄药眠、冯友兰、何其芳、尹达、张天翼、聂甘弩为主要召集人就上述9个方面的文章概要撰写专题报告。

在有计划、有领导的组织一下中国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批判胡适的文章。

这些知识分子的人数成千上万，所写的文章更是连篇累牍，难以统计。从发文的作者来看，批判胡适的知识分子主要有四类人：

一种是有一定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学术工作者，这部分人是批判胡适思想的领导者。

第二种是胡适曾经的朋友、同事或学生弟子，这些人一边猛烈的批判胡适，一边严肃的检讨自己，力图与忽视思想划清界限，这部分人是批判胡适思想的主力军。对此，季羡林曾经不无讽刺地描绘说：

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了一个稻草人，浑身事件，一个不折不扣箭垛。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

季羡林

胡适早年的朋友和相识的人里面，只有周炳林、周鲠生、潘光旦等少数人没有介入。史学界只有吴晗没有写文章，陈垣没有表态，钱钟书在公开的批判中则保持沉默。

与“众家豪杰”不同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却在这场运动刚刚萌芽的时候，也就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时候，他就非常反感地说：

人人都骂俞平伯，胡适，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们的文章，并没有发言，怎么今天你们就做了应声虫，这不就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也就是说，在轰轰烈烈的俞平伯-胡适批判运动中，只有一个人以悲苦的深情注视着这一切。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如果以百年的眼光来看，20世纪初争先恐后把胡适当做青年领袖和20世纪中期争先恐后把胡适当做批判标靶乃至20世纪后期争先恐后还胡适公道的很多，不是同一批人么？

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胡思杜的家庭教师，胡适之的弟子著名史学家——罗尔纲。